1990年，“超生”还是个热门话题。

黄宏和宋丹丹将经典小品《超生游击队》搬上春晚舞台。“走一道，生一路，过一站，生一户。”为了生个男孩，已经育有“海南岛”、“吐鲁番”和“少林寺”的孩子妈怀着第四胎“OK撒有那啦”逃亡在超生的路上。

在城市的街头巷角，超生的人背着孩子，拎着家当夺命地逃，身后超生罚款侦缉队的红袖章小脚老太太卯足劲地追。

然而，20多年后的今天，事情的进展却刚好颠倒，政府频频催生，小两口却望“儿”却步了。

政府催生，鼓励“造人”

推绳子效应，即拉拽绳子很容易，但你想让它反方向运动，无论怎么推，都白费力气。

经过几十年严格的生育抑制，曾经的“只生一个好”，在进入21世纪后，变成了各种人口问题的集中爆发，人口形势急转直下令人措手不及。

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22。随后，人口统计专家对普查数据进行了修正，以瞒报、漏报之名将原值提升至1.8 。

2010年 “第六次人口普查”时，总和生育率再创新低，只有1.18，修正后也仅在1.5左右。依然远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所需的2.1以上的总和生育率。


2016年03月10日，福建省南平市蒲城县，写有计划生育宣传标语的土墙。 / 视觉中国

人口形势仍在恶化，但最新版的《中国统计年鉴（2017）》却直接将反映生育现状的“育龄妇女分年龄、孩次的生育状况”重要数据删除。这是2004年以来，政府第一次删除有关生育率的数据。

在不断的推倒、修正、甚至遮掩的过程中，中国最新的总和生育率究竟是多少，至今依然迷雾重重。但可以肯定的是，政策的风向早已改变。

中国政府放开生育已有近8年的历史。从2011年开放“双独二胎”到全面放开“二孩”，8年来人口政策的激励下，新生人口缓慢增加，并没有出现预想中的“婴儿潮”。2017年全面二胎政策实施的第二年，新生人口数较2016年降低63万，出现负增长。

巨大的人口压力倒逼出了一些生育福利政策。

“全面二孩”放开之际，鼓励二孩的配套政策相继落地，31省陆续修改地方条例，产假长度普遍被延长至158天以上。

2017年，多市增发生育补助，如石河子市辖区内生育二孩(不含领养)的家庭，可领取顺产500元/户、剖宫产1000元/户的住院分娩补助。此外，在二孩0-3岁期间，每户还将给予适量奶粉补贴。

但大部分省市的鼓励制度仅仅停留在延长产假、增发补助上。目前只有人口形势严峻的辽宁，除了延长产假、发放津贴补助外，准备在生育鼓励政策中真正触及住房、幼儿教育、家庭税收、社会保障等核心层面。

与国外相比，小巫见大巫

比起中国，单就产假而言，国外要慷慨的多。

现代医学没有“坐月子”一说，生育假期并不局限于产妇的产后恢复。经合组织成员国（以下简称 OECD）的生育假期就至少包含有产假、育儿假、父亲假三种。

其中，最长的假期甚至超过3年，父母中的一方或双方都可以获得长期的育儿假（Parental Leave）以专门照料幼儿，并且受劳动法的保护，休完育儿假后的雇员仍然可以顺利回到岗位。

不过，产假仅仅是 OECD 国家促进生育政策的一个方面，所实施的家庭福利制度要更加实在和全面。

OECD 成员国的政府生育鼓励政策涵盖现金补贴、实物补贴、服务补贴、税收减免等多个方面，仅家庭福利支出一项就占到 GDP 比重的2%-4%。

大手笔的投入曾为不少国家带来了生育率的回升，但效果却不一定持久。冰岛、丹麦和芬兰等北欧国家的生育率在2010年前后到达一个高值后，很快又开始逐年缓慢下跌。

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面临少子化与老龄化双重压力的日本，多年来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鼓励生育。

在托幼服务上，日本政府先后出台“天使计划”和“新天使计划”，不断完善育婴室、婴幼儿生活支援设施、保育所、婴幼儿寄养设施、儿童课后服务和短期照料支持服务和支援设施。

另一方面，日本还斥以重金补贴生育。自1972年日本开始施行儿童津贴制度以来，适用的的范围不断扩大、津贴发放的数量与日俱增，2012年时，对3岁以下、3-15岁的青少年分别给予每月1.5万日元、1.0万日元的差异补贴;同时，补助孕妇30万日元的育儿补助金。


2018年7月，日本街头。日本的小学生是世界上最有辨识度的群体。 / 视觉中国

然而，日本生育鼓励政策效果并不显著。从2008年到2014年，日本总和生育率持续低速增长，2014年达到1.42，但仍远低于 OECD 平均值1.74。

原因出在了工作上。女性本来就面临着“职场天花板”，对东亚女性来说，生儿育女如果占用的时间过长，可能意味着自己将会失去工作，甚至断送职业生涯。

高福利、高投入的国家尚不能完全保证提高总和生育率，更何况家庭福利制度远远滞后的中国。

中国针对家庭福利的财政投入并没有具体的统计数据。但囊括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优抚四大项在内的社会保障总体支出只占 GDP 比重的10%，政府投入占社会保障支出不足40%。

对比之下，近年来财政负担过重、正在缩减财政支出规模和范围、加大社会和民间责任改革的欧盟，社会保障支出在GDP中的比重仍是中国的近3倍，政府在社会保障支出中占据主导地位。

生孩子不是添双筷子的事

福利制度落后，意味着家庭要承担更多的成本和压力。

老一辈人的童年可能散漫而快活。在物质匮乏的年代，白粥小菜，食能充饥就行。兄弟姊妹好多个，小人书、连环画轮流翻看、捧在手里就能打发一个午后。

然而时过境迁，生儿育女已经不仅仅停留在“好养活”的底线上，从胎教开始，“富养”的独生子女就做好冲锋的准备。

如今，生孩子花的不算多，养孩子却是一笔巨款。

2014年国家卫健委开展的“中国家庭发展追踪调查”，从家庭支出的角度，对0至5周岁儿童抚养直接经济成本进行估算和分析。以2013年为基准价格，假设未来消费预期不变，每个儿童每年平均抚养成本约10454元，将孩子从出生抚养到5周岁（6周岁前）则需要花费62726元。

其中，医疗、教育所占比重极高。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托儿所、早教班、兴趣班、补习班提上日程，教育的投入快速攀升，在孩子5岁时，仅教育一项的投入就占消费支出的近一半。

城乡儿童的所接受的教育资源差异在0-5周岁就已现端倪。农村家庭在医疗和食品支出上耗去大笔资金，在孩子3-4周岁时教育投入才能慢慢赶上。

经济发达地区的育儿成本更加高昂。2004年，有学者对上海徐汇区的调查发现，从直接经济成本看，0-16岁孩子的抚养总成本将达到25万元左右；如估算到子女上高等院校的家庭支出，则高达48万元；估算到30岁前的未婚不在读的子女的抚养总成本达到49万元。


2013年7月4日晚上，西安某舞蹈教室。该班有30多人，参加3个以上辅导班的有20多人。 / 视觉中国

然而，中国的家庭福利制度长久地缺席。新出台的鼓励生育政策的分娩补助、奶粉补贴在庞大的育儿开支面前显得微不足道。

在历次生育意愿的调查中，中国居民的理想子女数多分布在[1.5, 2]区间内。许多人并不是不想生二胎。

2016年智联招聘一份针对女性生育意愿的调查报告显示，拒绝生养小孩的首要因素即“经济成本太高”，比重高达56.8%，有四成人“担心影响工作、职业发展”。[10]

生孩子不是添双筷子的事。在医疗、教育成本、房价等等都过高的今天，奶粉补贴、产假延长、生产补助还不足以打消夫妻俩对生孩子的迟疑，小两口要先养活自己才有精力思考——我是不是还养得起孩子？


参考文献：

[1] 徐俊. (2014). 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反思与展望--由 “单独二孩” 引发的思考. 人口与经济, (6), 109-118.

[2] 易富贤, & 苏剑. (2014). 从单独二孩实践看生育意愿和人口政策 2015-2080年中国人口形势展望. 中国发展观察, (12), 58-74.

[3] 梁建章, &黄文政. (2017, October, 30). 官方统计删除生育率关键数据有害无益, 财新

[4] 辽宁省人民政府. (2018) .辽宁省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

[5] Maternity leave, paternity leave and parental leave. wikigender

[6] 魏华, (2014) . 中国政府不要指定强制性的带薪产假政策. 特区经济, (2) , 41-43

[7] 邹明明. (2009). 瑞典的儿童福利制度. 社会福利, 12, 030.

[8] 梁帆, & 于富生. (2012). 中外财政支持社会保障情况比较及借鉴. 生产力研究, (6), 152-154.

[9] 徐安琪. (2004). 孩子的经济成本: 转型期的结构变化和优化. 青年研究, (12), 1-8.

[10] 贾志科, & 罗志华. (2018). 我国生育意愿研究述评与展望 (1982—2016 年). 河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43(1), 152-160.

[11]2016年职场妈妈生存状况调查报告, 智联招聘

[12] 汤兆云, & 邓红霞. (2018). 日本, 韩国和新加坡家庭支持政策的经验及其启示. 国外社会科学, (2), 36-42.

[13] Reibstein, L. (2017). The Impact of Public Policy on Fertility Rates in OECD Countries: A Comparative Stu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