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从黑东北开始。
在社交网络上，人们纷纷借由各种新闻事件指责这个昔日的“共和国长子”从观念到风俗上的专横迂腐。无论是东北人还是东北文化，都成了众矢之的。
一部分外省人的批评自然会引起另一部分本地人的回击。因此，“东北”这两个字一旦在网络上出现，便很容易造就无数个脏话齐飞的混乱现场。
然而，争吵并不能解决问题。一些东北人开始意识到，无论程度高低，家乡的没落似乎已成事实。根据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东北三省共流出人口400多万，减去流入的人口，东北地区人口净流出180万。
人口流失之外，经济形势也变得不太明朗，民间甚至流传着“投资不过山海关”的说法。
在事实面前，一部分人忙着抱怨，一部分人开始检讨，一部分人忙着在网络上解释“不是所有东北人都是这样的”，还有一部分人已经悄悄跑到了三亚、加拿大或者澳洲，开始了远离家乡的新生活。
争吵之余，到底是什么让曾经骄傲的“共和国长子”如此一蹶不振呢？
失意的职工
2003年10月，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第一轮战略正式实施。也就是说，“振兴东北”这一说法并非近几年才出现，它已经诞生了近十五年。
选择在2003年提出振兴东北并非偶然，在此之前，集中在1998-2002年发生的“下岗潮”是东北经济元气大伤的肇始。
九十年代末，受产能过剩、冗员过多、产业结构调整等因素的影响，国营企业的改制工作相继展开，即通过拍卖、承包等方式，将国营部分企业转为民间经营或进行重组，同时精简人员，节省开支。身拥鞍钢等超大型重工业国营企业的东北自然而然也成了这段裁员风波中的主要波及对象。
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5》所披露的数据，东北的国企下岗职工人数在“下岗潮”期间居全国前列。其中，东北三省的下岗职工数在1998-2000年间更是占据了全国总下岗人数的四分之一左右，辽宁和黑龙江的历年下岗职工人数多次跃升至50万人以上。同为重工业重地的武汉也未能幸免，其历年下岗人数也多在50万人上下，而同期的上海、浙江在最多时也不过10万人左右。
翻阅《中国统计年鉴2003》可以看到，1995-1997年全国国企职工总人数分别为10955万人、10949万人、10766万人。但从1998年开始，人数开始暴跌：1998年为8809万人；1999年为8336万人，到2002年，这项数据已经滑落至6924万人。六年间，国有单位职工减少了3000多万人。
从长远来看，国营企业改组有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但一串串数字的背后不可避免地是一代下岗职工的失意。突如其来的大规模辞退让很多人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以国营企业为主导的东北尝到了苦涩的滋味。
下岗潮以来，东北人口即陷入了负增长。根据第五次、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九十年代东北人口净迁出量为40.4万人，而本世纪头十年净迁出量则为219.1万人。大批中青年作为个体商户或打工者涌向中国各省乃至世界各地。
显而易见，人口的持续出走让东北在此后的经济受挫。一定程度上，“下岗潮”的出现便成为了东北在时至今日依然亟待振兴的伏笔。
下岗潮为什么出现
他们为什么下岗了？
既然我们已经知道，是九十年代的产能过剩、产业结构调整等因素造成了全国范围内“下岗潮”现象的出现，而东北由于国营企业占据了主导地位，自然也受影响最深。但“产能过剩，产业结构调整”的原因应该不只是一个简单的现象而已，它背后意味着什么？
简而言之就是，国营企业的经济效益变得不太乐观，而东北的情况最为突出。
让我们再回到“下岗潮”发生的前五年找到问题。根据《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1991-1994年、1997年的统计数据（1995-1996年数据暂缺），从各省固定资产原值与每百元固定资产原值实现利税的数据中可以看到，东北三省（尤其是辽宁省）尽管坐拥了较多的固定资产原值（即企业在固定资产方面的投资，代表了企业的生产规模、装备水平），但每百元实现利税（每百元固定资产提供的利润数额）却明显处于较低水平。
以1991年为例，辽宁、吉林、黑龙江的每百元固定资产实现利税分别为8.87、8.67、9.24元，不及上海、浙江等地的1/2甚至接近1/3，也低于安徽、江西、山东、河南等省，仅高于西藏、新疆、海南等相对欠发达地区。这一情况在1997年也并未得到好转，辽宁、吉林的每百元实现利税相继降至5.15、4.69元，依然位列全国省份尾端，黑龙江尽管突然上升至13.37元，但这一数值似乎更像是与当地统计方式的调整、财务决算的延迟等因素有关。
在这一时期，东北地区经济效益的低下让人遗憾，但也在预料之中。传统发展模式下打造的重工业基地，不可避免地具有高消耗、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特征。资源开发、利用的粗放，使得东北地区的结构性矛盾显得比其他地区更为突出。
同时，中国的经济结构在当时已进入转向阶段，对能源、原材料等产品的需求趋于下降，一批重工业企业产品库存上升、价格回落、利润下滑，导致重型化为主导的东北地区经济收益不容乐观。
经济收益在下滑，但东北地区国营企业的开支却很难减少。要知道，这些企业在当时承担了一定的“办社会”的义务，需要经营医院、学校、电影院等公共设施，这无疑是一笔沉重的开销。
据《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国营企业非经营费用支出时常占据管理总支出的四成左右。当超大规模的国营企业难以获得预期的经济效益时，那么这些开支便成为了负担。当时的东北职工在享受着自以为稳定的高福利时，他们或许很难意料到，自己的企业其实已经压力重重，而这也成为了“下岗潮”出现的序曲。
尴尬的全员劳动生产率
除了产业粗放、需求下降等宏观面的因素，东北国营企业经济效益的下滑还有人的原因。事实上，职工人数过多和全员劳动生产率低下是这一时期东北工业的又一特征，而这一特征将当时的东北经济带入了更深的低谷。
一方面是受自然环境的影响，一方面是人力管理自身的缺陷，东北工业的生产额长期靠增人而增加。数据显示，东北三省的职工人数在1991-1994年、1997年位列全国前列，其中，辽宁省的历年职工人数更是稳定在500万至600万人之间，能与之相比的仅有山东、江苏、广东等省。然而，与后者各省的全员劳动生产率相比，东北三省显然存在劣势。
以1993年为例，这一年辽宁、吉林、黑龙江的全员劳动生产率分别为32387、25595与22007元。而江苏、山东苏、广东的全员劳动生产率则分别为61949、52320与68227元，差距十分明显。
需要注意的是，这并不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才呈现的特征。根据《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1949-1984》的数据，1971年辽宁省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为15927元（以1957年为不变价格），已不及天津的19934元，北京的21319元，上海的31116元。
而根据《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1986》的数据，1985年辽宁、吉林、黑龙江的全员劳动生产率分别为16146、11569与12208元，尽管仍处于全国中流水平，但与山东的16628元、湖北的16924元、江苏的18759元等省的指标相比，已存在劣势。同时到了九十年代，这一差值变得更大。
影响全员劳动生产率的因素有很多，其中较重要的便是劳动者的平均熟练程度、生产中的管理与效能。显而易见，东北工业长期以来都受到了人力资源管理、职工技能素质的制约，也为“下岗潮”的出现埋下了伏笔。“下岗潮”之后，大量劳动力外流，又进一步降低了东北地区的全员劳动生产率，形成恶性循环。
或许，只有当制度足够高效，能够将东北的资源、人口和工业效率到达一个平衡点时，人们才会发现，东北的活力又回来了。到那个时候，外省人的批评、质疑才不会那么尖锐；为东北解释的声音也会变得坚定、有力，并被人理解；那些在无奈中远离家乡的人们，也愿意带着骄傲，回到这片土地上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