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7月6日晚8时，城陵矶水位已达到34.32米，原本按照防洪调度方案，该水位超过34.40米时，将启用周边钱粮湖垸等分洪区蓄滞洪水，这将意味着当地27万民众需要随时待命主动让洪水淹没家园。然而，因为资金建设问题，城陵矶附近的几个关键蓄洪区都缺乏开闸条件。
根据水利部通过的《长江流域防洪规划》，长江沿线共设有40个蓄滞洪区，其中除武汉周边的6个分洪区，另有29个分洪区的保护对象也都明确指向了武汉市，在最坏的可能下，这些分洪区作为最后一道防线而被启用时，至少600万民众将随时可能根据保卫武汉的需要而做出牺牲，成为弃车保帅的弃子。
根据规定，被划为蓄洪区的地方必须严格控制产业和人口，否则违规资产将得不到合法赔偿，尽管赔偿本身也很吝啬。然而蓄洪区内的发展早已不受控制，2004年时，防洪规划到2010年荆江分洪区、杜家台分洪区人口分别为61.8万、13.5万，而现在前者人口达到87万，后者更是几乎翻了一倍到25.6万。
这种背景下，启动分洪区的代价也变得更加高昂。1954年荆江分洪区3次启用分洪，期间民众死亡2555人，半年后仍有18%的耕地滞洪，分洪后3029亩耕地永久性沙化。于是到1998年，尽管做好了“保卫大武汉”的全民动员，也开始了分洪民众转移，但荆江分洪区最终还是没有被启用，以至于还有专家呼吁，“分洪区要有大局意识，绝对不能严防死守”。
关于“分洪区是否为武汉做了牺牲”这一议题也引起广泛争议，分洪区的存在本身恐怕也从未得到过现在这样的关注度。然而争议中有一种残忍的逻辑，即有些人将另一部分人的牺牲视作无可避免且理所当然。在长期集体主义的熏陶下，这个国家的民众非常熟悉这种“牺牲小我、保全大局”的逻辑，但应该明确的是，没有人注定应该成为弃子。即便是大部分位于武汉市内的杜家台分洪区，其辖区内的26万民众也没有天然理由要做出牺牲。自1956年开闸启用以来，杜家台分洪区共运用过21次，意味着这个地区的民众承担了21次本属于武汉城区的灾难后果。
另一方面，更值得关注的实际问题是如何避免牺牲。1993年密西西比河大洪水之后，美国政府开始大规模对上游洪泛区土地和住宅进行收购，将居民迁出洪水重灾区，并将空地改造成湿地以增加蓄水功能。而反观国内，河道泥沙淤积、江湖围垦造田、支流堤防缺斤少两，在讨论分洪区民众该不该作牺牲之前，能做的工作显然一个都没有到位。
